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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彦申的经典文章

发布时间:2012-06-15 预览次数:

  用人之道----任彦申
  组织工作,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知人善任。所谓人事工作,说到底就是用人治事,用合适的人做正确的事。
  知人善任,这是执政党治国兴邦的头等大事,是领导者最大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一个大系统(包括一个县市、一个企业、一个学校)的领导者,特别是一把手,应当至少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去做人的工作,只要把人选准了、理顺了、摆平了,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如果忙于做事,疏于管人,做事仔仔细细,管人粗枝大叶,那是最大的失职。如果识人不准,用人不当,分不清人才还是庸才,好人还是坏人,那是最大的昏聩无能。吏治清明是政治清明的首要标志,而吏治的腐败则是政治腐败的主要根源。
  盛世明主的用人智慧
  在历史上,那些奠定基业、开创盛世的皇帝在识才用人上都有着非凡的胆识。汉朝、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大鼎盛时期,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是两个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他们在知人善任上提供了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宝贵经验,至今读起来仍令人赞叹不已。
  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在夺取天下后,总结了自己战胜项羽的根本原因,他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吾所擒也。”
  刘邦这段话生动具体、朴实无华,深刻地概括出了几条最重要的领导哲学和用人经验:
  第一,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
  第二,用人之道,关键是用人之长,避人之短。
  第三,领导者既要有知人之明,更要有自知之明。
  第四,有具有自知之明的人,才可能做到有知人之明。
   刘邦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最难能可贵的是有敢于承认“吾不如人”的勇气和胸怀。一个领导者,只有看到“吾不如人”的地方,才能发现人才,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优势互补,形成强大的领导团队。我们看到一些领导者,一旦当了大官,成了一把手之后,听到的多是赞誉之词,久而久之,便失去了自知之明,只会被别人欣赏,而不会欣赏别人,处处觉得“人不如我”,很少看到“我不如人”。即使你本事再大,如果老子天下第一,一个人包打天下,其结果必然和项羽一样,落得个四面楚歌、众叛亲离、霸王别姬、一败涂地的下场。
  在历代皇帝中,唐太宗或许是一位听到的批评建议最多、和大臣坦诚对话最多、总结执政经验最多的开明皇帝。他既能以武功建业,又能以文德治世;他既善于识才用才,又勇于保护人才,从而赢得了大臣们的赤胆忠心,在自己周围聚拢起了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褚遂良、魏徵、温彦博等大批贤臣良将,从而开创了贞观盛世。对于在开国兴邦方面功劳卓著的元勋,唐太宗念念不忘,特别设立功臣阁,为他们树碑立传,以激励后人。
  唐太宗在自己的著作《帝苑》中专门论述了他的用人之道,他说:“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勿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这段论述可谓掌握了用人真谛,何等睿智,多么精彩!
  唐太宗在去世前两年,又总结了他一生用人理政的五条基本经验:
   一、自古以来的帝王,大多猜忌比自己强的人,而我却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并把别人的长处当成自己的长处。
   二、人的品行才能,不能样样具备,我常能弃其所短,用其所长。
   三、作为人主,往往招纳到贤能之士便想置为心腹,而对德才不济的人则予以罢退,推之于鸿沟。而我既尊重贤能之辈,又同情德才不济的人,使贤能之士与不肖之人各得其所。
  四、人主多厌恶正直之人,对这些忠贞之士明戮暗诛,没有一个朝代不发生这种事。而我即帝位以来,正直之士,并立于朝,从未责退过一人。
  五、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只是重视华夏,而轻视边远少数民族。而唯独我爱之如一,视华夷为一家,因此,各种族部落的人都像依靠父母一样地对待我。
  正是采取了以上的做法,才使我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啊!
  知人不易善任更难
  善任的前提是知人,而知人又谈何容易?
  世界上最难认识的莫过于人。人最看不清、说不准的莫过于自己。
  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正确认识别人的人是聪明人,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才是最高明的人。
  孔子讲,他最担心的事情不是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是自己不了解别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感叹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
  为什么知人如此之难呢?
  人是一种高级复杂动物。人有外表与内心之别,现象与本质之别,片面与全面之别,一时与长远之别。人们看人,往往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内心,只看到现象而看不到本质,只看到一时而看不到长远,要想“一眼看穿”是不可能的。诸葛亮被国人视为智慧化身,他在谈到识人之道时说:“善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他也犯过因用人不当而遭致惨败的错误,因而感叹人性之难察。人是一种善变的动物,人与环境在互动之中,人能改变环境,环境也能改变人。七情六欲、生老病死,这些都会改变人的思想和心态。特别是在大风大浪、大利大害、生死考验关头,不少人都会起变化,变颜变色,变质变节,从君子变成小人,真正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世上能有几人呢?
  1971年在“9.13”事件,即林彪出逃坠机事件发生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在民间广为流传。诗中说:
  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如果林彪不是在1971年出逃坠机而死,而是在三五年前自然死亡,那一定会被认为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可靠的接班人”,谁会想到他竟是一位企图抢班夺权、谋害毛主席的野心家呢!
  白居易这首诗告诉人们,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优劣,不能只凭一时一事就下结论,不能道听途说就信以为真,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才能真相大白。你新到一地工作,有些开始印象很好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并非如此;有些开始印象不好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却发现是一个很好的人才。有的领导干部下去考察,只凭走马观花的印象和只言片语的汇报,便当场封官许愿,或就地免除干部。这种做法,看起来雷厉风行,作风果断,其实只是为了树立个人权威,它不但不符合用人制度,而且十有八九会选错人。
  能不能识人,是个智慧高低问题;而如何用人,问题就复杂多了,它关系到权力的分配和使用,关系到个人的前途,关系到事业的兴衰。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用人的艰难性。
  在干部人事制度上,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用人与治事相脱节,知人者不用,用人者不知,治事者不管人,管人者不治事,这就难免会发生“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现象。
  在讨论干部任用时常常发生这种情形:越是处于要害部门、知名度越高、大家越了解的干部,争议越多,越不易通过;越是处于偏僻岗位、知名度不高、大家不熟悉的人,越容易通得过。越是酝酿已久、人们认为有戏的人,偏偏没戏;越是人们认为没戏的人偏偏有戏,这显然同知人善任的原则是相背离的。
  用人中的最大难点是领导层意见不一。在干部选任过程中真正拥有提名权、决定权、否决权的只是领导层的几个核心成员。这些成员对某个干部的了解程度不同、观察角度不同、喜恶标准不同、亲疏关系不同,看法也不尽相同,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果领导核心层存在着派系之争,在选人用人上的分歧意见就会更加明显。按照常规,领导层对提名人选存在争议,就会暂时搁置下来,一次有争议被搁置,两次有争议又被搁置,从此这个干部可能被长期搁置起来,很难再提到桌面上来,真是个人才也被埋没了。
  选任干部一要受干部职数的限制,二是受论资排辈的影响。有些素质很好,公认度很高的干部,因为台阶站得满满的,只好等空位,一等二等,一个人才的最佳使用期可能就错过了。
  如何辨别干部
  在新时期,党和政府在选任干部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和原则,包括“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用人标准,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选才原则等。如何全面辩证地理解这些方针原则?在贯彻执行中如何针对不同时期的倾向和不同行业的特点突出重点?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
  在注重人品的基础上讲政治
  选拔干部,历来主张以德为首。然而德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政治态度、思想修养、政策水平、道德情操、人品人格、工作作风等多项内容。对德的认识,历来见仁见智,不同的人有不同侧重,不同时期有不同倾向。领导看干部,往往突出政治,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态度、政治站队,是不是听话,能不能同上级保持一致。而群众看干部,往往更侧重人品道德,看其对待群众的态度,是不是为群众着想,做好事,办实事。
  人品是做人的基本品质,稳定的价值标准和一贯的行为准则,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等思想观念的综合体现。在人的所有素质中,人品是第一位的素质,相对于其他素质,人品更具有基础性、贯穿性、真实性、可靠性,更能说明一个人的本质。一个人知识能力不够,可以补充提高,而人品人格一旦定型定位了,改起来很难。如果人品靠不住,其政治立场、政治态度等都是不可靠、不可信的,随时都会起变化。
  选拔干部,必须把人品放在第一位。在注重人品的基础上,再去讲政治、讲水平、讲业绩。一个干部良好的人品可以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不令而从,不怒而威。当前干部队伍中弄虚作假、吹牛拍马、以权谋私等不良风气的滋生蔓延,同干部考评中忽视人品有很大的关系。
  有人认为人品是一种虚的东西,不好考评,其实不然。具体地说,人品就是人们在评价某人时所说的忠还是奸,真还是假,正还是邪,善还是恶,公还是私,美还是丑。一个人的人品必然会贯穿到做人做事做官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家庭生活、工作态度、社会活动等一切领域中,周围的人心知肚明,自有公论。
  如果一个人很虚伪,不诚实,喜欢搞些作弊作假的事情,一旦当了领导,必然说假话,报假数,不可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如果一个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处处为自己打算,一旦当了领导,不可能秉公办事,奉公守法,必然以权谋私,搞各种不正之风。
  如果一个人处世油滑,见风使舵,两面三刀,一旦当了领导,不可能坚守信念,坚持原则,保持对组织的忠诚。
  如果一个人对父母、亲人、朋友无情无义,不忠不孝不敬,一旦当了领导,不可能亲民爱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如果一个人思想古怪,不切实际,喜欢想入非非,一旦大权在握,必然乱提口号,瞎折腾,把社会当成自己古怪思想的实验室。
  在历史上,选官用人不讲人品有过沉痛的教训。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被列宁誉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推行的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波澜壮阔的一场变法,这场变法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王安石奉行“党同伐异”的组织路线,只讲站队,不讲人品,刚愎自用,排斥异己。像吕惠卿、曾布、蔡京等一批势利小人打着“拥护变法”的旗号混进革新阵营,占据要位,飞黄腾达。而一些像韩琦、富弼、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品、学问俱佳的名臣泰斗,因为对革新有疑义而遭到排斥打击。小人得势,必然结党营私;树敌过多,必然阻力重重,从而导致变法的失败。
 
  任彦申谈大学管理与领导哲学
  3月13日下午,主楼后厅迎来了一位阔别母校多年的老学长任彦申,他以亲身经历和细致的观察,与清华师生一起共同探讨大学管理与领导哲学的奥秘。
  幽默风趣的任彦申学长一开始就称自己在清华生活了四十多年,是一个被清华园的人与事熏染出来的清华人。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旅途,他希望俯身拾起散落在地上的叶子,慢慢回味,同大家一起分享他成功的经验、失误的教训、切身体验和旁观者的感悟。
  整场讲座分为三大部分:大学管理的特点、大学管理的误区和领导哲学。任彦申老师纵横古今、联系实际向大家娓娓道来。
关于大学管理的特点,任老师总结为四点:大学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结构大学管理系统是纵横交错的松散网络专家学者是最难带领的队伍最大的风险是应对学潮和思潮。在任老师看来,多元是大学的最重要特征,也是大学的活力和创造力之所在。大学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组织和象牙之塔;它从社会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发展的发动机,成为引领社会潮流的力量, 因此, 大学应该充分体现兼容并包、合而不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大学精神。具体而言,大学具有六大功能:人才摇篮、科学前沿、文化圣地(传承民族文化的基地,引进外来文化的窗口,多元文化激荡交融的中心)、创新和转化科技成果的基地、社会思想库、文明的灯塔、社会公众的意见领袖。正是大学多元化的功能和目标,导致了大学管理的复杂性和困难。而且,大学是一个崇尚思想自由的地方,权威性和等级观念不明显,结果“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任老师总结说,没民主,办不好事儿;没集中,办不成事儿。同时,作为脑力工作者的教师,很难进行计时、计件和过程监控的管理,所以要“以理服人,以理待人,以情感人,用影响力和人格魅力来推动事情的进展。任老师深有体会地说,作为一个大学管理者,面对的最大风险就是学潮和思潮,因为学潮很多情况下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表现,是外化的表现;对学生而言,是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激烈方式,是争取自身权益的有力武器。而且,思潮和学潮往往相伴而生,如何既尊重思想自由,又避免错误思想的侵蚀,成为大学管理者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针对大学管理的误区,任彦申老师主要涉及到自由与民主的混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交叉、专家的高明和局限以及教师与校长的矛盾四个方面。他认为,管理民主和学术自由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学术自由无限制地延伸到管理领域,就会造成组织松散;反之,如果简单地把政治裁决套搬到学术领域,也会破坏学术自由。谈到权力问题,任老师认为大学中两种权力——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并存,二者应该相辅相成,形成合力。说及专家的局限,任老师幽默的把专家称为“窄家”和“深家”,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钻得很深,却容易过分自信以至于固执己见、难以融通。关于教授和校长的分歧,任彦申老师把它归结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前者关注的是应当不应当,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后者着重于现实不现实,可行不可行的问题。所以,他认为教授和校长之间应该加强彼此的沟通,缩小思维落差。
  最后,任老师如数家珍地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工作多年思考和提炼出来的领导哲学的内涵。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六个方面:领导是最重要的成长环境(给部下和同事营造成长的环境、机会和明天);团结是最重要的成功之道;用人导向是最重要的政策导向;善于欣赏是最高明的领导艺术;助人成功是最大的成功;亲和力是最重要的影响力。
  两个小时的讲座以睿智的语言和生动的哲理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启发和思考。作为《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之(六)中的一个系列,任彦申老师会在4月10日为大家继续演绎大学管理与领导哲学之“一把手的艺术”和“对年轻干部的八条建议”。
  本次讲座为《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六)第五讲,由校文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胡显章主持,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常务副主任李树勤、人文学院党委书记王孙禺、团委书记熊卓以及教务处、国际交流处等部处的负责人和各院系师生近300人出席了讲座。(供稿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编辑 崔凯)。
  任彦申简历
  任彦申,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校友,北京大学教授。1980年至1985年,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书记、学生部副部长;1985年至1991年,任北京市教工委副书记;1991年至2000年,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2000年至2006年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副书记;2006年起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主要论著有《从清华园到未名湖》。
  年轻干部成长的八条建议    
  一、莫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要重视前任的努力,同时鞭策自身作得更好
  二、努力说真话,决不说假话;
  三、力戒报喜不报忧,要让上级领导全面地了解情况,以便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
  四、切忌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只有得到下级的拥护和肯定,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
  五、注意廉洁自律,管住自己;
  六,尽量少讲空话套话,年轻干部要多读书学习,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尽量减少官腔和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
  七、政治上要有信念,有主见。年轻干部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信念,利用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来处理和观察社会中的问题。
  八、不宜在一个岗位干得太久。同时任学长还在讲座中对当下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隐瞒事实、报喜不报忧、空话套话太多等不良习气和作风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鼓励清华学子要多读书看报,要多接触不同社会层次的群众,向他们学习,不断开拓自身的视野,提高知识水平。 
  一把手的艺术
  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关键在领导班子,关键在一把手
  在领导班子中,一把手是核心,是灵魂。一把手的主要任务是出主意、用干部、定政策、抓典型。一把手应当是一个贤者,德行能够服众。一把手应当是个帅才,具有统领队伍、统揽全局的能力。一把手只靠小聪明是不行的,要有大智慧、大谋略、大手笔。
  一把手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领导班子的整体水平和本单位的工作面貌。一个原本后进的单位,如果一把手选配得好,就能很快打开局面,由弱转强,后来居上。原来的先进单位,如果一把手没有选强配好,工作也会很快衰落下去。因此,上级对一个单位的关心支持,最重要的莫过于选好配强一把手。
  想全局,抓大事
  一个单位的工作千头万绪,一把手要弄清自己的角色定位,应当分工负责,分层管理。在领导班子中,比较理想的工作状态应当是:
  副职各司其职,分管局部。一把手则把握方向,统揽全局,协调各方,解决副职做不了的事或是局部完不成的事。
  副职负责常规性工作。一把手则适当超脱一些,集中力量抓大事,解决那些能够带动全局的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抓两头,带中间,用典型和案例推动面上的工作,处理某些非常规事务。
  副职维护好现存工作秩序,确保正常运转。一把手则应当面向未来,考虑如何寻找机遇,超越现状,改变困境,不断打开通向新道路、新生活的大门。
  人们常讲细节决定成败。其实对一把手来说,善于不善于抓大事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一把手不能是一个事务主义者,不能碰见什么事就干什么事,谁找你你就为谁办事。一把手的工作日程不能只是由秘书和办公室安排,而应当自主选择,主动出击,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
  站得高,看得远;睁只眼,闭只眼
  只有登高望远,才能一览群山,了解全貌,从宏观上把握全局。看人看事,首先要宏观把握、总体判断,然后再由远及近,进入微观层面。你要想看得远,就不可能看得太细致;如果看得太细致,也就不可能看得远了。
  所谓“睁只眼,闭只眼”,就是要学会抓大放小,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紧要问题把得住,无关紧要的问题放得开,有时故意糊涂点,清醒地过一些糊涂日子。如果一把手二十四小时两只眼睛都睁着,大事小事都认真,不仅自己活得太累,部下也受不了。
  寻找共识,凝聚合力
  一把手所以高明,不在于他垄断了一切智慧,而在于他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一把手的拍板权,并不意味着独断与专权,而是一种择善而行的选择权。
  一把手要善于从众说纷纭中找到共识点,并努力放大这种共识;要善于从各种意见中选取最有价值的成分加以吸纳和改造,集思广益,形成系统的工作思路。这种工作思路是共同参与、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领导班子共有的“公共知识产权”。一把手不能把所有好主意的发明权都记在自己头上。如果某人的意见和自己的意见不谋而合,你不妨把发明权记在他的头上,他必定加倍努力,确保意见的成功。如果某人的意见和你的意见“小同大异”,你不妨把“小同”的部分挑选出来,予以认同,然后再细心地加以放大和修补。这样,每个领导成员都从这个思路中找到了自己的点滴心血,都得到了一种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满足。
  在领导班子中意见分歧总是有的。要设法淡化分歧而不要强化分歧,搁置争论而不要展开争论。有分歧要设法在桌面下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公开讨论分歧。公开讨论的结果往往会把分歧公开化、系统化、严重化。人们为了要面子而不要真理的事情是常有的,其结果往往是:有争就有辩,变成争辩;有争就有斗,变成争斗;有争就有战,变成争战。
  一把手最重要的职责是把握目标,掌控全局,不必事事亲力亲为,更不要把大量的精力花费在无意义的琐碎事务中。对于副职,要善于分工、授权、委任、交办,使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行其权、各得其利,把职、责、权、利有机地统一起来。有职有权、责权统一是履行职责必备的条件。分工、授权是一种信任和激励,在分工和授权的同时也把责任分摊到了每个人身上,增加了他们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以及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忠诚感。如果只分工不授权,只有责没有利,那么副职就会认为是领导对自己不信任、不尊重,从而失去责任感,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我们见过不少这样的一把手,他们总喜欢大权独揽,对副职只分工不授权,对别人干事总是不放心、不放手,一个人包打天下,结果自己忙得团团转,而其他领导成员却无所适从。自己干得很辛苦,但别人并不领情。
  既要管事,更要管人
  一把手不但要会做事,而且要会管人,学会带队伍,善于做人的工作,千万不能“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思想”。要知道哪些事该管,哪些事不该管,哪些事你不管自有别人管,你只要把管事的人管好理顺就行了。摊子越大,地位越高,责任越重,越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人沟通交流,改善人际关系,深入细致地做人的思想工作。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思想统一了,步调才能一致;感情融通了,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
  近年来,社会上流行急功近利和浮躁、浮浅、浮夸之风。做生意的想一夜暴富,做学问的想一举成名,做官的想一步登天。有些领导者也沾染了这种风气,不愿意再做埋头苦干、深入扎实的工作,总担心自己一觉醒来赶不上班车,在一个岗位上屁股还没坐热就等着提拔。有的领导者热衷于搞“批发政治”,“大轰隆”式地开展工作,整天开大会、作报告、造舆论。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支配力量之一,就连资本的力量、政治的力量也不得不畏它三分。作为政治家,应当搞好同媒体的关系,善于借助大众传媒来推动工作,争取人心,但切忌利用大众传媒的狂轰滥炸、连篇累牍来树立自己的形象。那种在媒体上天天露面的人,往往会造成公众的逆反心理。聪明的政治家、科学家或企业家都应当懂得,大众传媒对他们事业的干扰可能远大于对他们事业的造就。你越想获得更大的成功,越要学会在媒体面前保持低调或沉默。如果你想多干事,那就要少宣传。一旦你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那就被捆住了手脚,很难有大的突破、大的作为了。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应当多搞些“零售政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干部群众进行面对面的接触、推心置腹的谈心,在无拘无束的交流中去了解他们真实的工作、生活、思想情况,在无障碍的沟通中听取他们的意见要求,有来有往,共同切磋。只要把思路理清了,关系理顺了,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调查研究是干部的基本功。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有决策权和指导权。毛泽东说:搞好调查研究,必须有满腔的热忱,求知的渴望,眼睛向下的决心和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那种观光旅游式的调查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它不可能了解真实的情况,体察真正的民情,也没有给基层干部提供一个倾吐自己心声、反映基层苦衷、展示工作成绩的机会。
  胸怀宽广,豁达大度
  大有大的难处,一把手有一把手的烦恼。树大招风,位高权重的人最易受到非议,任重道远的人最易受到攻击。
你想为大家做好事、办实事,但人们未必理解和满意,可能好事没办成反而惹出一堆麻烦,结果是“好心不得好报”。世界上再没有父母对孩子的爱更伟大更无私的了,然而孩子们未必理解和感谢父母。在今天的社会中,有多少父母因为管教不了孩子而苦恼,因为好心不得好报而伤感呢!
  你想对上级说真话、报实情,但上级领导未必就高兴。按理说,一个干部对组织和上级的忠诚首先应当表现为说真话、报实情,这是忠诚的起码标准。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常常把讨好谄媚、溜须拍马视作是忠诚的表现。作为领导者,总是希望听到真话,了解实情,如果下面全都说假话欺骗你,你会高兴吗?然而真话实情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人性的一个弱点就是喜欢听好话,报喜则喜,报忧则忧。在一种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的氛围中,敢说真话、敢讲问题的人常常是令人讨嫌的。就像在《皇帝的新衣》那个寓言中,首先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可能不仅触怒众人,而且可能惹恼皇帝,招致祸殃。
你想改革创新,却触犯了旧观念、旧体制的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可能在改革举措尚未到位、新体制的好处尚未展现之前,已经举步维艰了。  
  你想超越前人,开创新局面,却无意中破坏了祖辈的规矩,伤害了前任领导的自尊,被人攻击为狂妄自大、爱出风头。  
因此,一把手一定要有健康的心理,好话坏话都能听,经得住批评,受得了委屈,“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人们所以议论你、怨你、骂你,是因为你举足轻重,人家看得起你。当人们懒得理你、周围鸦雀无声时,说明人们对你彻底失望了,你已经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了。
  正像不要被掌声牵着走一样,也不要被骂声所牵制。坚持既定目标,不要左右摇摆。在争论中保持主见,在骂声中继续前进,不要被争议和批评捆住了手脚。当领导不同于当演员,不能以讨人喜欢、赢得掌声为目标。如果不想冒犯任何人,试图让每个人都喜欢你,这只会把自己引向碌碌无为的道路。你可能做不到闻过则喜,但也不必闻过则怒,别跟自己过不去。对误解、批评甚至诬蔑不实之词,最好的办法是少解释、少争辩、少纠缠,不要企图事事找平衡,相信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
  不争功,不诿过
  一把手不能与部下争功邀宠,不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更不能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
老子的一条重要管理思想,就是“功成事遂,人皆谓我自然”。一件事情成功了,应当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分享成功,一把手切不可沾沾自喜,风光独占。当工作中发生失误时,一把手应当首当其冲,做一块挡板,让上面的锤子首先落到自己身上,以分减下面的压力,而不能把部下当作“钉子”伸出去,被一锤敲死。
  在外界看来,在上级领导眼里,一个单位所有的工作成绩都是一把手正确领导的结果,即使这件工作不是你亲自干的。同样,一个单位所有的失误都有一把手的责任,即使这个失误不是你直接造成的。因此,一把手与人争功是没有必要的,向人诿过也是徒劳的,只不过是自欺欺人,反而暴露出自己人格的低下。
  领导干部要做好“乘法” 
  任彦申
  做官当干部,是最具风险的职业,是最难把握自己命运的职业,也是未来最不确定的职业。
  干别的事情,如读书做学问或做生意,你可以有明确的奋斗目标,而做官当干部是不能有个人目标和个人野心的。因为做什么官,在哪里做官,或是做多大的官,并不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群众的态度和上级领导的安排。所谓领导局面,就像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如果三条腿都落实,就能保持局面的平衡。如果不小心使一条腿悬空了,顷刻之间,就会形势突变,局面颠覆。因此,做官当干部,要始终保持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切不可得意忘形,忘乎所以,你决定不了别人的态度,但你可以管住自己。
  人生如同一场数学游戏。如果你是一名学者,那是在做“加法”。不论开辟了一条路或是堵死了一条路,不论是证实了一个    命题或是证伪了一个命题,那都叫学问。
  如果你是一名商人,那是在做“加减法”。经营中可能有赚有赔,但只要是最终盈利了,那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如果你是一名领导干部,那是在做“乘法”。如果政策对头,方法得当,发动群众,你可以作出高于常人几倍几十倍的业绩,创造出改天换地的奇迹。但如果政策失误,方法失当,那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等于“乘以零”或“乘以负数”,就会前功尽弃。对领导者来说,功是功,过是过,功过是不能相抵的。做学问,搞研究,可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而搞政治,做    领导工作,应当稳扎稳打,确保政策的成功,决不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对一个领导者来说,政治的失败和政策的破产,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者,其水平高低、工作优劣同那里的社会治安、事业兴衰、百姓福祉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领导者,如果能把自己的权力、地位与自己的崇高理想、聪明才智结合起来,可以干成许多一般人干不了的大事情,在振兴事业、促进发展、创新体制、革除积弊、起用人才、造福百姓方面创造出许多辉煌的业绩。相反,如果只想做官,不想干事,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虽然没犯什么错误,带来的损失却是无法估量和难以补救的。对领导干部来说,无功即是过、不干事是最大的错误。这种占着位子不想干事的干部,比那种虽然有错误但想干事的干部要差许多。
  当前,对领导干部来说,经常面临一些基本的抉择,比如做人与做官,说真话与说假话,当官与发财,现任与前任,对上与对下,照抄照搬与开拓创新,报喜与报忧,讲套话与讲新话,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如何选择,不仅是对领导水平、领导作风的重大考验,而且是对政治信念、官员人品的重大考验。
  干部是安邦治国的重要人才,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选拔出来的。党和国家要培养一名能镇守一地、主管一方的领导人才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干部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取得成功,也需要日积月累,付出巨大的心血。尽管当干部挣不了大钱,但日子一般不比别人差,还有地位、权力、声誉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因此,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职位,自重自爱,好自为之。如果贪图眼前利益,为一套房子、一批“外财”,断送了自己一生的美好前程,甚至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那是不值得的。一个干部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就如同上了秋千架,务必时时小心,千万不要放松自己,否则一松手就甩出去了,弄不好会跌得粉身碎骨。
 
 
乾隆为什么六下江南
  乾隆皇帝认为,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率军西征,平定西北;另一件是六次巡视江南。
  在当时的条件下,皇帝下江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北京到江浙,往返6000华里。那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车装船载,马拉人扛,来回一趟,至少需要三五个月。每次出巡,皇帝带领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卫队侍从有两三千人,动用五六千匹马,四五百辆车,上千只船,需要耗 费一二百万两白银。乾隆第六次南巡时已74岁高龄了,如此长途跋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为什么皇帝却不辞辛劳连续南巡呢?其实乾隆心中有着更深层的用意。
  第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浙一带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丰饶之地,是清政府的主要“粮袋子”和“钱柜子”,维系着朝廷的经济命脉。在当时,江浙交纳的粮赋占全国的38%,税银占全国的29%,关税占全国的50%。当时盐课银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盐课银的60%以上来自江浙。京城每年需要的400 万石粮食,2/3 从江浙漕运进京。如果没有江浙的巨大财力支持,就不可能造就乾隆盛世景象。每次南巡,除了确保这些正当的国库收入以外,皇帝和权臣还通过摊派、赞助、买官卖官等手段,向江浙官员和富商捞取私房银。可以说,牢牢控制江浙,充分调用当地丰厚的财力物力资源来支撑庞大的清朝帝国,是乾隆下江南的首要原因。
  第二,江南出才俊,自古多风流。在清代产生的 114名状元中,江苏人有49位,占到43%。设在南京的江南贡院是全国最大的科举考场,考生达2万多人。乾隆下江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安邦治国发现人才、培植士类、笼络人心。在清代,江浙也是明末移民众多的地方,反清思想广有市场。乾隆南巡时,一方面对文人士子采取笼络手段;另一方面又严加思想控制,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严厉打击,大兴文字狱。
   第三,江南是重要的水利水患之乡。尤其苏北地区是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之处,像洪泽湖、高邮湖等一旦泛滥,淮安、扬州、泰州等地则是一片汪洋。乾隆在《南巡记》中称:“六巡江浙,计民生之要,莫如河工堤防,必亲临阅视。”清朝每年固定的河工“岁修银”占到全国财政支出的1/10,是当时最大的基本建设项目。六次南巡中,乾隆共发出数百条治水命令,实施了多项重大水利工程,动用了几千万两白银,对减少水患、保护生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江南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乾隆时期,长江运河两岸的都市商业繁华、人气旺盛。当时全世界5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有十座,江苏占据其三———南京、扬州、苏州。南京人称“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家”。苏州园林,享誉天下。扬州更是富商云集,美景、美女、美味,一应俱有。皇帝来到江南,看得开心,玩得尽兴,吃得可口,当然是乐此不疲了。
  第五,皇帝出巡,安全第一。江苏没有高山峻岭、荒蛮之地,盗贼流寇难以藏身。特别是江苏人禀性温顺,加上日子比较富庶,属于那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地方。皇帝到这里,凶险较少,安全可以得到保证。
  对于乾隆六下江南,从古到今,人们都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六次南巡,对于清政府安定江浙、聚集财力、吸纳人才、治理水患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摘自 《北京晚报》2010.8.9)
领导哲学六题
   1、领导是最重要的成长环境
   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情形:有的人在一个领导手下工作,唯唯诺诺,无所作为,就像一条虫,活得很窝囊;而到了另一个领导手下,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生龙活虎,奋发有为,就像一条龙,活得很精彩。同样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某个领导主政时,长江后浪推前浪,源源不断出人才,好像有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而另一个领导主政时,却举目无才,所有的人才都被镇住了、埋没了,几年也出不来一个人才。
  好领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你的成长经历中,如果能遇上一个英明的领导,那真是“三生有幸”,机遇难得,或许从此改变了你的命运,奠定了你一生成功的平台。反之,如果遇上一个不开明的领导,你非常无奈,不仅会埋没你的才华,甚至会耽误你一生的前途。
  领导的责任就是为部下创造环境、创造机会、创造明天,使他们有用武之地,无后顾之忧。一个好领导,首先应当给部下一种高度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就在于领导者一不会嫉贤妒能,二不会“秋后算账”。 在一个团队中,如果领导以部下为荣,部下以领导为荣,那这个团队就是一个有高度战斗力的光荣团队。如果领导和部下互相抱怨、互相藐视,那必然是一个涣散无力的团队。
   2、团结是最重要的成功之道
   领导者主要不是靠自己干事情,而是团结大家合作干事情,是推动别人干事情,是将自己的想法通过他人去实现。因此,善于团结、乐于合作、易于交往,是领导者的基本功。一个不愿交往、不能团结、不会合作的人,基本上不适合当领导。纵然你有天大的本事,如果周围的同事对你没有好感,根本不想与你共事,他们才不在乎你有没有本事呢!人们宁愿与一个讨人喜欢的愚笨者共事,也不愿与一个令人讨厌的精明人为伍。
  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都会垮台。善于团结合作是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本事,而不能团结合作说明你没有本事。搞好团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它需要顾大局、讲原则,有修养、有气量,能服众、能宽容、能吃亏,有时还要委曲求全。而要搞不团结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精心营造的团结局面、多年积累的友谊,也许一句话就把它毁掉了。
   3、用人导向是最重要的政策导向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知人善任是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用人导向是最重要的导向。
  干部选任,尽管有组织人事部门专门去做,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和程序,但一把手往往决定着干部的命运。现行干部制度的根本弊端是权力过于集中,规定的民主程序常常是走过场,最终还是一把手说了算。如果一把手对人知之甚少,知之甚浅,仅凭着一两次工作汇报,或是道听途说留下的印象,便决定干部的选任、去留、调配、升降,那是非常危险的。
  选拔干部必须重人品,弄清楚是正还是邪,是忠还是奸,是公还是私,是真还是伪。既要知道什么人适合当干部,也要知道什么人不适合当干部,守住一条底线。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那种政治上见风使舵、喜欢追风跑的人,那种对个人利益斤斤计较、从不肯吃亏的人,那种喜欢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人,那种心胸狭隘、报复心很强的人,那种刻薄寡情、不讲信义的人,那种小肚鸡肠、喜欢拨弄是非的人,不适合当干部,尤其是当一把手,否则,后患无穷。
   4、善于欣赏是最高明的领导艺术
   领导的艺术,就在于善于发现和调动部下的优点。所谓知人善任,最重要的是了解别人的优点,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当一个领导者身居高位时,身边总难免有一批阿谀奉承之徒,歌功颂德的赞誉之词不绝于耳。久而久之,他便飘飘然起来,以为自己真的那么英明、那么伟大,逐渐变得只会自我欣赏而不会欣赏别人了。其实那些赞美之词,有的是因为偏爱于你,有的是因为畏惧于你,有的是因为有求于你。如果只是顺着掌声的方向走,总有一天会跌进陷阱。当一个领导者再也看不到周围人的优点时,说明他的进取心已经丧失了。当他认为周围的人都不行时,正说明他自己已经不行了。有些同志的头脑仍然在过去那种陈旧的思维轨道上运行。我曾见识过这样的领导者:他非常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对别人缺点的记忆远比对别人优点的记忆深刻得多。他习惯于用缺点去概括一个人,说到张三,他认为“政治上不坚定”;说到李四,他认为“考虑个人太多”;说到王五,他认为“做事责任感不强”;等等。他常常抓住别人的缺点加以批评、攻击,以显示自己的高明,陷别人于不义。周围的同事和他的部下,几乎没有一个人喜欢他,对他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希望离他越远越好。在这种氛围下,人们怎么可能愉快工作、放手干事呢?
   5. 助人成功是最大的成功
   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一心只想着自己成功,从不关心部下和同事的成功,只是把部下和同事当作实现个人成功的工具,这是不会有人愿意为你效力的。一个领导者怎样才能使周围的人取得成功呢?
  第一,满腔热忱地对部下“传、帮、带”,为他们学习提高、充实完善提供各种必要条件。 第二,敢于压担子,放手加以使用,给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当一个人感到责任重大、力不从心的时候,恰恰是进取心最强、创造力最大、成长进步最快的时候。第三,在公众场合,主动介绍部下的优秀品质、特殊才能和工作业绩,表达对部下的赏识和信任,帮助他们树立群众威信,不断增强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尽量避免当众批评他们。第四,在部下为流言飞语所困、受到恶意诽谤和不公正待遇时,要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他们讨回公道,即使自己受伤也在所不惜。决不能明哲保身,一看“情势不妙,拔腿就跑”, 更不能落井下石。第五,抓住机会,大胆提拔。积极举荐部下中的佼佼者到更重要的岗位去锻炼提高,千万不能因为这个人使用很顺手、工作很得力而舍不得放手。只要有更大的舞台、更广阔的前途,宁可暂时工作受点影响也要舍得输送。不要怕后继无人。越是大胆输送人才,越会有其他优秀人才补充进来。
   6. 亲和力是最重要的影响力
   一个受人拥戴的领导者,应当有声有色地工作,有滋有味地生活,有情有义地交往。一个领导者,不但要有鉴别力、决断力、组织力、执行力,而且应当有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是一种人格魅力,它可以产生巨大的凝聚力,转化为强大的影响力和行动力。彼此有了感情,一句话能顶十句用,甚至一个暗示、一个眼神都能把事情办成。彼此没有感情,十句话也不顶一句用,对于不想听的人来说,你说得再多也不管用。一部管理机器,如果没有感情的润滑剂,运转起来将是非常艰难的。领导者要善待身边的工作人员。尽管世界很大,但你每天打交道的人就是周围这些人。他们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群众的一部分,同周围的人关系理顺了,小环境搞好了,天下就太平了一大片。以天下为己任,应先从身边做起。
  领导者的工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边工作人员提供的信息、文稿、建议和各种后勤保障,领导者的形象和威信也需要身边工作人员细心地加以维护。“善用人者,为之下。” 所谓“为之下”, 就是把别人高看一眼,把自己放低一些。高看别人未必降低了自己,低看别人未必抬高了自己。你地位越高,事业越大,依靠的人越多。如果高高在上,谁愿意听你使唤?如果只会处上,不会待下,对上对下两副面孔,肯定搞不好人际关系。领导者和身边工作人员是一个合作团队,彼此只是分工不同,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种凭借自己的职务、地位、权力来驱使别人为自己干事的领导是最令人讨厌的领导。你要求部下忠诚于你,为你服务,那你也应当为部下多着想一些,关心他们的妻子儿女,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在工作场合,领导者和身边工作人员应当上下有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日常生活中,领导者应当是一个真实本色的自我,多一点亲切平和,多一点轻松幽默,讲一点人情世故。只有让自己周围的人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得更快乐、更幸福、更有前途,远处的人才会被吸引过来。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领导者也不例外,也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同学朋友等。每一种社会关系都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都有特定的角色定位,都有一定的交往方式。如果你把官气、官腔、官架子带到日常的生活交往中,那必定会使整个生活变得枯燥乏味、黯淡无光。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会见到某种官僚化的领导。他被“官本位”意识支配了所有的生活空间,整天板着面孔,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公事公办的模样,除了“官交”没有“私交”, 除了工作没有爱好,除了打官腔不会说别的语言。他走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变得紧张起来,这种领导当然不会受到群众拥戴,只会损害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1月5日《北京日报》)
 
漫谈文化的价值
任彦申
  [ 编者按] 任彦申同志是一位学者型领导,长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党政领导机关担任重要职务。他视野开阔、思维睿智、谈吐幽默,对于人才理念、大学精神、领导哲学、思潮学潮等诸多问题均有独到的思考,尤其对文化艺术的看法更有许多真知灼见。本期高端访谈,特邀任彦申同志论述文化艺术,他从文化与民族精神、文化与现代化建设、文化与综合国力、文化与城市、文化与人生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文化的价值,闪烁出非凡的思想光辉。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基本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一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交织、共存共荣的历史。没有物质生产,人类就不能生存。没有文化生产,人类就会永远处在愚昧之中。
   文化承载着历史,传承着文明。文化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一个民族的振兴是以文化的复兴为先导的,而一个民族的衰亡也是以文化的泯灭为先兆的。如果说历史文化成果记载着一个国家曾经创造的辉煌,那么现实文化状况则反映着一个国家当今的文明进步水平。文化所具有的跨越时空、万古不朽的特征,使得人类社会得以继往而开来,温故而知新。
 文化的特殊作用,就在于它的教化力、融合力、渗透力、影响力,既可以化人,也能够化物。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随时随地都在支配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选择和人生态度。
  文化的力量首先是精神力量,精神的力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可以转化为改天换地的巨大物质力量。比如一个社会科学真理的传播,可以引发一场社会革命,使国家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项科学技术的产生,可以引发一场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发生深刻的转变。
  文化产生的效益主要是社会效益。尽管文化也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比如一件珍宝,可能价值连城;一卷字画,可能拍卖出天价;一部影视作品,可以创造巨大的票房价值。然而,文化所产生的效益主要还是社会效益。一部经典名著,一曲不朽乐章,一座辉煌的建筑,可以千古流芳,它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启迪、道德感化,以及美的享受,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文化创造的价值,往往不是通过自身来体现的,而是通过文化渗透其中的人和事物的增值效益来体现的。显而易见的是,一个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和一个缺乏文化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工作成就和经济收入会产生巨大的反差。同样,一个高文化含量的商品和一个低文化含量的商品,它们的市场价值也是大不相同的。
  文化尊严和文化价值的实现程度,同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水平是成正比的。在一个经济贫困、温饱不济的社会里,人们没有余力从事文化活动,自然也很难领略文化的价值。在一个专制独裁、缺乏民主自由的体制下,文化的尊严必然受到蔑视,文化的命运必然多灾多难。在一个急功近利、物欲至上的环境中,文化的价值必然会受到扭曲,文化的生存空间必然会受到挤压。
  只有在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社会和谐、个性自由的条件下,才能绽放出绚丽多姿的文明之花。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元素越多,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重要。人的文化教养水平越高,对文化的追求越多,对文化价值的理解越深刻。
  跨入21世纪的门槛,中华民族终于看到了现代化的曙光。民族复兴的伟业,全面小康的目标,科学发展的理念,和谐社会的理想,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而且为文化的振兴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一个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到来了。此时,有必要对文化的地位、作用及其社会价值进行一番新的审视,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一、文化与民族精神
     文化是一个民族延续的血脉,是实现民族凝聚、民族认同的灵魂,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识。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但凭借着黑头发、黄皮肤,凭借着中餐、中药、方块字,凭借着一首《义勇军进行曲》,你就能找到自己的同胞。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中,唯一幸存下来依然保持着基本文明形态的就是中国。今天的中国人,依然自称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易经》、《道德》、《论语》等古代经典历经数千年依然流行。为什么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生生不息,历经劫难而没有消亡,几度分裂又九九归一,屡遭外族侵占而没有灭种呢?其最深厚的原因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凝聚力、生命力和创造力。“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即使暂时被武力征服了,被强敌占领了,但只要文化的根脉还在,她就有东山再起、绝地逢生的希望。如果文化的根脉被切断了,那这个民族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正如古人所说的:“灭人国者必先灭其史。”
  那些被称之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东西不只是长城、故宫、兵马俑,也不只是“四书五经”、 唐诗宋词,而是根植于亿万民众之中,深深影响着国人的精神理念、行为准则。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孝悌为本,亲亲为上;依仁蹈义,兼爱天下;义不容辞,当仁不让;忠诚待人,无信不立;持道中庸,恭敬礼让;将心比心,宽恕为怀;和而不同,和谐为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贯穿其中一条基本线索,就是正确处理三大关系:一是处理人人关系,应当秉持中庸,不偏不倚,和为贵,这样才能各方和顺,天下太平;二是处理天人关系,应当道法自然,敬畏天地,这样才能阴阳平衡,天人合一;三是处理身心关系,应当神志专一,身心协调,这样才能福寿安乐。这三大关系是人类永远面对的基本问题,其中“和为贵”、“天人合一”、“身心协调”的思想,至今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上面阐述的这些精神理念,是经过千年历练、大浪淘沙后积淀而成的民族智慧精华,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这些精神理念已经融化在中国民众的血液中,不是哪个人想改变就能改变了的。在历史上,对传统文化曾经批过来,批过去,不断宣布要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然而,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从“历史垃圾堆”里站了起来,重新大行其道。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它,广大民众认同它。试想,如果抛弃了这些东西,中国还叫中国吗?中华民族还能自立于世界文明古国之林吗?
  当然,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能采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态度,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应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借鉴外来文明、融合时代精神中不断充实、完善、提高。没有继承就不能延续,没有创新就不能发展。每个时代都会倡导一些新观念,推崇一些新口号,但经过实践检验、得到民众认同并且最终能融入民族精神之中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东西只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消踪匿迹了。对一个民族而言,传统就是传统,不能简单地用是与非、优与劣来加以区分。像中国人过年放爆竹,西班牙人斗牛,谁能说得清楚这是好传统还是坏传统?放爆竹不是禁了一阵子又开禁了吗?对传统文化不甚了了的人,还是不要在那里高谈什么“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好。中华文化就像是一棵大树,传统文化是根,根深才能叶茂。新鲜的枝叶必须从根须中汲取营养才能生长。外来的文化只有嫁接在民族文化的大树上才能成活。
  现在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从小学到大学要花很多时间,要学很多课程,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讲得很少,对中国流行两千多年的两大思想流派——儒家和道家的经典《论语》和《道德经》几乎没有认真读过,对做人的道理和人品人格的训练也重视不够,这是一个极大的缺遗。当前社会上种种不文明、不道德、不守纪律、不讲秩序的行为和消极腐败现象的产生,同不懂做人有很大关系。面对不良的社会风气,我们不但需要提倡一些新口号、新道德、新规范,而且有必要把过去丢弃的千年行之有效的好传统重新恢复起来。现在我们在国外到处举办孔子学院,而国内相当多数的人却没有读过孔子和老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二、文化与现代化建设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建设,其中经济建设是基础,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旗帜,社会建设是目标,四大建设相辅相成,构成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格局。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方向选择,需要有一个共同理想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需要有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需要有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需要有良好的国民素质和大批优秀人才。这些就是文化建设的使命。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第一次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写在了党的旗帜上。所谓“当代中国先进文化”, 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应当汇聚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吸纳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反映时代精神的要求,顺应历史潮流的方向。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盛世文化,如大汉文化,大唐文化,大清文化,都是开放的、包容的多元文化的统一,就像自然界单一物种很快就会灭种一样,任何单一的文化不管怎样强大一时,终归是不能持久的。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中,重要的是把我们的主流文化做大、做强、做优,在比较竞争中显示出自己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格局中,文化既是方向和动力,也是内容和目标;既是一项公益事业,又是一项新兴产业;既有重大社会效益,也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文化产品的生产同物质产品的生产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物质产品的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能源,生产过程中需要付出生态环境的代价,使用过程中也会不断磨损、折旧直至报废。而文化产品的生产则不需要消耗多少资源和能源,也不产生环境污染,越是文化精品,越是永不磨损,越磨越亮,可以无限地复制,具有无限的生命。没有充裕的物质生活,人们不会满意。没有丰富的文化产品,人们同样不会幸福。在人们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新阶段以后,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将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落后的社会文化生产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将会进一步显现,这是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极好历史机遇。我们应当适时转变社会的发展观,建设观,对文化建设给予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投入,更多的支持。
三、文化与综合国力
  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了“国家软实力”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两大要素构成的。硬实力是指资源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等刚性的力量,而软实力则是指政治导向力、文化认同力、思想吸引力、国民亲和力、外交影响力等柔性的力量。这两种实力相辅相成,密切结合,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对一个国家而言,硬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是软实力的载体,而软实力是国家的形象,是硬实力的延伸。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有繁荣昌盛,民富国强,才能树立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才有资格去谈论自身文化的先进性和制度的优越性。如果一个国家长期贫困落后软弱,那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软实力。反过来,一个国家即使拥有超强的经济军事实力,但如果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穷兵黩武,以强凌弱,也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必然是失道寡助,盛极而衰。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国家软实力凭借超越时空的特点而具有空前的传导性,对人类的思想行为产生着日益强大的影响。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知识文化的要素日益广泛地渗入到经济中,极大地推动着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和量的扩张。
  包括电视广播、影像音乐、卡通动漫、游戏软件、印刷出版、电子图书、广告时装、文物交易、文体演出以及移动电话、互联网的增值服务等在内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在蓬勃兴起,以其全新的生产消费方式带动了新的产业群体的诞生,培养了新的消费人群,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更新调整,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此可见,文化不仅只是一种软实力,而且作为一种硬实力也令人刮目相看。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以中国文化的复兴为显著标志的。即使我国的经济再发达,生活再富裕,但如果中国文化断层了,优秀传统丢失了,精神生活西化了,哪还能说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吗?如果说20世纪是西方文化主宰世界的世纪,那么21世纪东方文化将重放异彩。中国文化倡导的“天人合一”理念有助于矫正西方文化中一味强调“征服自然”的倾向;中国文化注重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克服西方文化中科学至上主义的偏差;中国文化主张的“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理想有助于调整紧张对立的国际关系;中国文化中敬祖先、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义的道德规范有助于改善西方社会物欲至上、人情淡薄的状况。
  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强烈信号,标志着中国已经从世界舞台的边缘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相对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我国的文化实力还很不相称。我国的物质商品已经走向了全世界,而我国的文化产品出口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还相当弱小。在当今世界的流行文化中,很少有中国的文化符号。目前通过西方媒体反映出的中国,是一个不全面、被扭曲甚至是被妖魔化的形象。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西文化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
  冲突还会进一步增多。当前,大力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扩大对外文化传播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亲和力,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文化市场永远是买方市场。文化产品必须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文化宣传、文化传播必须以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为原则,寓于知、寓教于乐,让人们在亲切自然、轻松愉悦中受到感召,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我们在对内文化宣传,对外文化传播中,一个年深日久的问题就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东西太多,八股味太浓,空话大话套话太多,往往事倍功半,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当年,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演讲中,曾经痛快淋漓地列举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等等。毛主席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象。毛主席这番话今天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是一个好东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一个好东西,问题是如何使它们走向世界,走到群众中去。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去改变文风、会风、话风、学风、作风,大大提高中国文化的亲和力、说服力、吸引力、感化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四、文化与城市
  文化是城市的名片,城市的记忆,城市的内涵,城市的形象和品位。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靠文化来立世和扬名的,没有文化的城市等于没有灵魂。巴黎是法国第一都市,是世界最著名的文化之都、艺术之都、时尚之都、浪漫之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在那里交相辉映,成为一座无与伦比的城市。如果有人问“什么是巴黎”, 在你脑子浮现出的一定是一系列的文化符号:卢浮宫、凡尔赛宫、凯旋门、塞纳河、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还有巴尔扎克、毕加索、肖邦、热奈等等。当你坐在塞纳河畔的街头咖啡馆里,品着浓郁的咖啡,听着肖邦的《圆舞曲》,看着来来往往的游轮和川流不息的人群,望着雄伟壮观的圣母院和埃菲尔铁塔,你一定会陶醉在文化的意境之中。至于巴黎的GDP是多少,是没有多少人关心和知道的。维也纳也是一座世界文化名城,享有“多瑙河女神”、“音乐之都”、“建筑博览会”的美称。当你漫步维也纳街头,五步一座宫殿,十步一座教堂,到处是鲜花绿地,到处是雕塑喷泉,到处流淌着音乐,让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世界许多音乐大师,如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约翰·施特劳斯、李斯特、勃拉姆斯等,都与维也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据说每年元旦在金色大厅举办新年音乐会,收视收听的观众达到十亿人。这就是文化的魅力,文化名城的风采。
  巴黎、维也纳都拥有1600年以上的历史,其间,国家兴亡,政权更迭,世事变迁,经历过无数的自然灾害和战争浩劫,但许多著名建筑、文化遗产却能完好地保存至今。其中,国民的良好文化素养、宗教文化的连续性和当局者的文化保护意识,在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在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外国需要用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城市化进程,中国也许只用三、五十年就基本就绪了。在这一时期,如果搞得好,可能产生许多历史性的奇迹;如果搞不好,也可能留下许多历史性的文化遗憾。对新兴城市来讲,最忌百城一面,高度雷同。一座城市,即使高楼大厦再多,马路再宽,如果没有文化的内涵,也不会成为知名城市。在城市扩张改造中,最大的隐患是建设性破坏。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需要千百年的积累才能打造起来,而要破坏它只要一两天就够了。 有些自称“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被搞得七零八落,淹没在一片高楼大厦之中,只有在城市的夹缝中才能见到历史文明的余光,文化无知带来的破坏有时比天灾人祸更可怕。历史经验说明,一些城市的文化奇观,往往并非只是专家智慧的结晶,而是当政者独具慧眼、个人专断的产物。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希望城市的领导者、管理者、规划者和建设者们,认真了解和借鉴国外文化名城建设和保护的经验,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视野和文化品位,力争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创建出许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之都、艺术之都、时尚之都、文明之都。
  五、文化与人生
  文化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人,以文化物。文明以止,化成天下。
  如果说文化活动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界的显著标志,那么,文化修养则是一个人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根本阶梯。
  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哲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饰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文化知识对提升人的素质、能力和品格所起的作用。
  中国的古人讲,腹有诗书气自华。孔子在《论语》中也讲到文化对人的气质、形象产生的影响。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意思是说,一个人质朴的本性盖过文采,则未免显得粗俗、粗野。而文采盖过质朴的本质,则会显得浮华和夸张。只有文采和质朴协调统一,相得益彰,才能成为彬彬有礼、气度儒雅的君子。一个人优雅的风度和高贵的气质,不是凭借华丽的服饰和装腔作势打扮出来的,而是文化内涵的释放,是生活阅历的升华。
  当然,文化的作用绝不是为了装璜门面,打造形象,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文化可以改变人的命运,为人生开辟光明的前途。一个人经济上的“穷”和文化上的“白”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穷”,所以“白”;因为“白”, 所以“穷”,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必须借助文化的杠杆。古人教育孩子常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今人激励子女也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些话未必全面和确切,但其中说明了一个人生道理:穷人的孩子要翻身,改变自身的境遇,年轻人要成家立业,有所作为,唯一现实可靠的道路就是发奋读书,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提升自身的素质和技能,凭借自己的实力去 敲开成才成功的大门。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经提出过一套循序渐进的人生目标:
  第一步,做好人和善人,不要做坏人和恶人。
  第二步,做君子,不要做小人。君子就是兼具道德学问又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声望的人。
  第三步,做志士仁人,即志向远大,仁爱天下,任重道远,意志弘毅,为实现宏伟理想和人生目标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
  第四步,做贤人圣人,即道德高尚,堪为人表,大智大勇,能担当大任,成就大业,治国兴邦,经世济民的人。
  为了实现这一套人生目标,孔子还设计了一条知识分子成长成才的路线,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的这些教育理念,今天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30年的改革开放,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亿万人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源泉。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局面,为文化繁荣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提供了空前便利的条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持续贯彻,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了宽松自由的环境。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扫除了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障碍。我们相信,一个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中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出现。